埃米塔日(Hermitage)葡萄酒的辉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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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米塔日（Hermitage）的耽城（Tain）早在罗马时期就已酿造葡萄酒，它最初作为里昂的一个哨所存在，当时的名字叫Tegna。在老普利尼的《自然史》和马夏尔的《警句》中，都有提及Tegna葡萄酒。今日的耽城依然保留着不少罗马时期的历史遗迹，当地有一个称为“taurobolium”的白垩石质的圣坛，源自公元184年，每年当地民众都会在埃米塔日山顶用此圣坛祭祀古波斯光神密特拉神，仪式持续三天，神圣不凡。

　　靠山近水是埃米塔日产区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骑士、小教堂和关于国王的传说

　　多个世纪以来，关于埃米塔日葡萄酒（Hermitage，旧式写法为Ermitage）名字的由来流传着多个版本，但大都浪漫有余，实证不足，其中最口口相传的版本就是关于圣骑士Gaspard de Sterimberg，人们可以在埃米塔日名家Jaboulet的白葡萄酒酒标上看到他的名字。据说，这位骑士参加了对抗阿尔比教派的十字军东征，1224年，负伤后归国，路过山峦起伏的埃米塔日时，他一时兴起攀登到山顶，或许登时身心舒畅，或许幡然觉悟，他决定隐居此地，潜心修炼，直到30年后与世长辞。很多19世纪的作家将他曾经的居所描述为一个带有酒窖的教堂，迄今，这个小教堂依然孤独的矗立在埃米塔日的山顶处。

　　北面勃艮第公国有霸道的公爵撑腰，南面教皇新堡有嗜酒的教皇做招牌，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自从罗马帝国陨落到17世纪埃米塔日一直消失匿迹于历史书籍。直到1642年，一个偶然事件使它搭上了法国王室的顺风车，是年，路易十三巡访罗纳河谷，他的队伍在耽城遇到了一个非常狭窄危险的道口，随从建议下车步行，国王大人悻然应许，人们乘机献上当地出产的佳酿助兴，路易十三对所喝的葡萄酒大加赞赏，并且表示将来要在法国宫廷宴用此酒。没有比皇家贵胄更为有效的公关推广了，如果国王大人都喜欢的葡萄酒，平民百姓定是也会趋之若鹜，此举有效的为埃米塔日葡萄酒的荣耀增光添彩。

　　打开英国和波尔多市场的早期酒商

　　埃米塔日的一些大商贾开始在17世纪崭露头角，来自阿尔代什(Ardeche)的毛利家族（Mure）就是首个吃螃蟹的酒商，他们在埃米塔日南端的Croix Blanche地区购买了一个客栈，创建了公司Mure de Larnage，开始正式介入当地的葡萄酒业。在毛利家族的努力下，英国的第一个布里斯托尔伯爵John Harvey先后在1714、1716、1738年进口了大量当地葡萄酒，这对后来英国成为埃米塔日的主要海外市场居功至伟。待到1695年，公司已经与大洋彼岸的英国建立了良好的贸易关系，并于1750年成为埃米塔日最大的海外出口商，“Vin de Mure”一时纵横捭阖于波尔多和大英帝国的葡萄酒市场。

　　在铁路建立之前的漫长历史里，水路都是最实惠常用的货运方式，现在普遍认为彼时的埃米塔日葡萄酒是通过波尔多码头运往海外市场，波尔多对埃米塔日葡萄酒的影响一直不容小觑。19世纪时，为了防止罗纳河谷葡萄酒在海外占得先机，波尔多人规定外来酒款不得在圣诞节之前运往英国。如果这些停在码头的葡萄酒无法在来年5月1日前卖出，就会被下令酿成法国白兰地（eau de vie）。根据Jean-Antoine Chaptal在1819年所言，当时出口到大不列颠岛的“claret”实际上是一种混酿：列烈酒型葡萄酒、波尔多葡萄酒、埃米塔日葡萄酒和其他一些葡萄酒。

　　埃米塔日曾经在波尔多葡萄酒中担当的角色

　　波尔多属于温和的地中海气候，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则是口感厚重的葡萄酒。波尔多商人很是担心他们的葡萄酒不够力度和结构。Thiebaut de Berneaud 在1826年写道“波尔多人会修正他们红葡萄酒的微弱苦涩，在第一个酒槽中混入来自埃米塔日、卡奥尔(Cahors)、加尔省（Gard）和埃罗省（Herault））的葡萄酒。”正是埃米塔日葡萄酒的浓郁挽救了波尔多精品葡萄酒的赢弱，Nathaniel Johnston在1799-1809年间写给其波尔多合作伙伴的一封信件中表示：

　　“我反对在我们最好的葡萄酒中使用鲁西荣葡萄酒（Roussillon），除非是一、两加仑而已，若你能弄到足够分量的上好的埃米塔日葡萄酒，那就更棒了。1795年份的拉菲，就是添加了埃米塔日，它可比同年份的任何葡萄酒都要出彩。”

　　当然，波尔多很少公开表彰埃米塔日在其葡萄酒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根据耽城酒商公司Leon Revol已过世的Paul Gauthier先生，1860年出现了一个难能可贵的例子，是年，玛歌酒庄的酒标上注明了“Chateau Margaux - Hermitage”的字样，而拉菲和侯伯王等一些酒庄也标注它们使用了来自埃米塔日的混合酒液。那什么是所谓的“埃米塔日混合酒液”（Hermitage mixer）呢？就当时的理念而言，埃米塔日当地最好的葡萄酒并非最理想的与波尔多“搭档”，通常最经典的埃米塔日混酿是将来自Bessards、Greffieux和Meal三个地带的葡萄酒按照各三分之一的比例混合在一起，而对于波尔多则是二分之一的Bessards，剩下的则由Greffieux和Meal各占一半，据说这样可以加强酒款的色泽和厚重感。

　　埃米塔日作为波尔多葡萄酒配角的角色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葡萄根瘤蚜在1877年肆虐了埃米塔日产区的葡萄园。尽管后世沸沸扬扬，诸说纷坛，这段过往也不曾记载于那些主流历史书籍，但却无法泯灭它的存在，正如英国历史学家George Saintsbury所说：历史学家可以撒谎，但历史不会。

　　葡萄园庄和酒商的变迁

　　1765年之前，埃米塔日的葡萄园主人多是富有的上层阶级或贵族家庭。法国大革命尘埃落定后（1789年），商人出身的新贵阶层逐渐上升为新兴力量。1787年，Jean-Pierre Monier迎娶了Marguerite Jourdan，两人的结合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反响，接下来的十年内都影响深远。今日，人们依然可以在Chapoutier的一款红葡萄酒的酒标上看到Monier的名字 – Monier de la Sizeranne 。

　　葡萄根瘤蚜爆发前夕的埃米塔日正处在繁荣发展的高峰期，1872年，当地的葡萄酒业登记有15家酒商公司，与之相关的橡木桶手艺人就有42个。葡萄根瘤蚜在1874年的夏天悄然来袭，仅用两年的时间就蚕食了Rocoules和L’Ermite两地的葡萄园。这场浩劫导致埃米塔日的酒商于1872年骤减至15个，1886年时只剩下9个，也使得整个产区的葡萄园逐渐发展成现在的规模。

　　埃米塔日如今最知名的三大酒商（Chapoutier、Jaboulet和Delas）都是在19世纪方才崭露头角。其中Chapoutier起家于1808年，Jaboulet的首单生意始于1834年，而Maison Delas创立于1882年。跟世界上很多产区一样，埃米塔日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备受蹂躏，由于没有足够的劳力照料葡萄园，1914年，当地每公顷的葡萄产量只有800公升。待到1930年，埃米塔日的酒商数量只剩下4个，其中三个是前面提到的三大酒商，外加Leon Revol。也正是在这种如此逼仄的境况下，1933年，埃米塔日的首个合作社（Co-operative）应运而生，是年，共有114个酒农加入，但这其中一半人劳作的葡萄园都不足一公顷，并且只有三分之二的酒农实际拥有他们劳作的土地。

　　从1970年代开始，媒体和外界对罗纳河谷葡萄酒的关注与日俱增，美国西海岸的“罗纳敢死队”（Rhone Ranger）运动更是引领了20世纪以来最大的罗纳河谷葡萄酒复兴风潮。作为罗纳河谷北部的旗舰产区，越来越多的酒评家和外国葡萄酒爱好者造访埃米塔日，那些历史悠久的酒商公司也开始大张旗鼓在葡萄园竖起自家招牌。名望和财富在接下来的岁月随之而来，如今，顶级埃米塔日葡萄酒早已成为了世界各地资深葡萄酒收藏家酒单中的必备酒款。

　　备注：本文主要编译自《The wines of Nothern Rhone》，作者：John Livingstone-Lear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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